到了晚上，我坐在强子腿上，跟他玩一些孩子们才玩的游戏。他要是不玩，我就和他耍赖，不许他看球。他缠不过，只好陪我玩。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那样快活过。

　　 有时候，我甚至傻想，要是早知道女人和男人结了婚会如此其乐无穷，我就该早一点嫁给他。想着想着，我自己把自己闹了个大红脸。

　　 婚后，强子仍然负责照管厂里的事务，我主要照看三个铺面，给店里送货，给客户发货，清单，结账，交管理费等。总之，两人都挺忙，顾不上要孩子。

　　 到了1993年下半年，雅宝路铺面的生意慢慢步入了正轨，我请了一位东北小姐做店员，她在中俄边界长大，会说俄语。一些常来常往的俄商也能用北京话神侃了。所以，相对而言，我身上的担子轻松了一点。

　　 我一年，我26岁，正是女人生育的黄金年龄。假如再推迟，一不利于优生，二会影响我的身体，说白了，就是有难产乃至危及母亲生命的危险。

　　 强子比我大两岁，28岁，也该尝尝做爸爸的滋味了。我们决定松一口气，要一个孩子，次年8月，我生了女儿晓宁。皆大欢喜。

　　 有了孩子，我的大部分精力便放在了家里，生意上的事主要靠强子照管。只有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，我才去搭搭手。

　　 没想到正是这一年，我们的感情慢慢出现了问题。

　　 阿梅给店员交待了几句，我们从故宫出来，开车走府右街上了长安街，准备前往此行的第三站，也是最后一站，雅宝路市场。

　　 车子经过新华门，驶到人民大会堂北门路口恰遇红灯。一位英姿飒爽的女交警站在岗亭上指挥交通，一招一式，干净利落。

　　 透过车窗，我注意到长安街两侧及广场四周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布满了笔挺的哨兵和手持对讲机的警察。城楼前的旗杆上飘扬着中美两国的旗帜。

　　 我这意识到今天恰巧是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的日子。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6月25日到达西安，然后从西安飞到北京。我国领导人在广场上主持欢迎仪式。过了一会儿，二十响礼炮过后，由警车开道的车队风驰电掣般驶离广场。

　　 绿灯。车辆和人群重新开始流动。

　　 阿梅冲附近的一位警察打了个手势，那位警察举起戴着白手套的手友好地挥了一挥。阿梅告诉我，经常在广场一带执勤的警察几乎都认识她。

　　 比如，一座钟挂在墙上，平常的日子是不大会注意的，直到某一天，它突然停了，才知道里面的电池已经耗尽了。

　　 或者，挂钟的钉子松了，你却毫无察觉，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它挂在那儿，就在墙上，似乎永远也不会改变，突然，钉子脱离了墙壁，它承受不了钟的重量。钟从墙上掉下来，摔得粉碎。

　　 我和强子完全是自由恋爱、自由结合，中间连个走过场的介绍人都没有，应该说是相互了解、相互信任的，而且还一起走过一段创业路，称得上是情投意合的夫妻。

　　 也许，问题正在于此，因为我对他绝对信任，便忽略了他内心的某些变化，认为他是我的丈夫，是我最亲的人，无论自己做什么，他都会理解的。

　　 我意识到事情的变化是在一天晚上，已经很晚了，我忽然感到身边缺少一个人，就问保姆，强子吃过饭没有？

　　 保姆瞪大眼，很吃惊地看着我，接着，她说的话，令我更大吃一惊，她说，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来了，你竟然不知道？

　　 我真的蒙昧不知。

　　 虽然我们请了保姆，洗洗涮涮的事不用我干，但我还是喜欢亲手照料女儿，给她洗澡、换衣服、喂奶。有些小姐妹劝我给孩子吃牛奶，以便保持体形，我不愿意，我习惯用母乳喂养，当孩子趴在胸前吮吸时，我才能体会到做母亲的喜悦，才能感受到这小小的肉团真的是从我身体里分娩出来的。况且，医生也提倡，强子也同意母乳喂养，对孩子的健康有利。我想，女儿的健康比自己的体形更重要。

　　 我几乎全部身心扑在了这个小小的生命上，每天傍晚，我给她悉心地擦洗，扑上香粉，喂她吃奶，哄她入睡，对强子的生活无暇顾及。

　　 况且，他确实很忙，一大摊子事全撂在他肩上，不说忙得晕头转向，也够他忙得团团转。每天晚上，他回来得很晚，有时到这边房里来看看，再过去睡觉，后来他怕打扰我和孩子的休息，便不过来了，直接进房睡觉，一大清早，不等我们起床，他便出门了。所以，我们整天见不着面，也是常有的事。

　　 听保姆说强子几天没有回来，我也并不特别在意，我想他一定是太累了，嫌这边吵闹，到他父母那边去睡了。我给婆婆家打电话，婆婆说他一直没露面，我就有些奇怪。打他的手机，没开。呼他，不回，我又给厂里打电话，都说不知道。我只得罢休。

　　 又过了一天，他还没有回来，我有些慌了，担心出了什么事。我开着车到处找他，仍了无踪影。

　　 这一夜，我连眼皮都没敢合一下。电影里那些绑架的恐怖镜头时时闪现在我脑海，我害怕极了，差一点就要报警。我把手机、BP机都搁在电话机旁边，然后静静地守着它们，可是杳无音讯。

　　 我又一遍一遍地打他的手机，呼他